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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命令，于上海会见苏联代表马林，和张继、汪精卫等筹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俄，考察党、政、军三方面情况，并观看苏联动态和了解其真实意图，蒋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16日，蒋率代表团由上海乘船启程，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在考察的同时，蒋介石还会见了不少要人。与最早来中国的维金斯基见面五次。据说维金斯基曾劝蒋加入共产党，并答应给他几个师的装备，于西北建军，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帮助孙中山。蒋以请示孙中山而婉拒之。与马林见面三次。蒋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此外蒋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其中，他对托洛茨基印象最好。从蒋介石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对托洛茨基有好感，缘于托洛茨基对蒋“爽直”的谈话给了他有益的启示。蒋介石说：“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产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与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还代表列宁和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需要，都当尽力积极援助。”这些话对蒋介石的鼓舞极大。所以，后来蒋介石几经考虑，接受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依靠苏联的帮助，专心致志地办校治军，终于为他后来的独裁统治打下了基础。
此外，托洛茨基的临别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引为自己的座右铭。
邱吉尔
1943年11月21日，参加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的蒋介石拜会了邱吉尔。自从缅甸陷落，中国战场面临极大困难，重新打通滇缅路至关重要，于是蒋首先提出缅甸反攻需英国出动海军向孟加拉湾进军，以便海、陆两路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蒋声明：“反攻缅甸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让日本人留在缅甸，我相信，这尤其不符合我们伟大的盟邦英国的利益。”
但邱吉尔决定先照顾欧洲战场。他坚决认为，开罗会议是德黑兰会议的前奏。在德黑兰，美、英与苏联将就欧洲战场作战方针最后摊牌，“斯大林是个强硬的家伙！”“开罗会议期间，我们和罗斯福应集中精力，讨论欧洲战场，以便在德黑兰会议上共同对付斯大林！”邱吉尔知道，蒋介石很讨厌斯大林。
但牵涉到国家利益，个人好恶倒是次之。蒋对邱氏的主意深为不满，“把缅甸作战取决于欧洲战场，这不是贬低中国战区的地位了吗？”“如果把缅甸作战推到德黑兰会议以后讨论，那中国代表团来干什么？我们干脆先回国好啦！”
邱吉尔则要蒋“先散散心，休息一下”，说埃及名胜很多。蒋介石被激怒了，进一步认识到英国“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开罗会议之经验，美国绝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人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也。”
但罗斯福不同于邱吉尔。他认为中国如果得不到盟国的有力支持，一旦屈服于日本，将大大增加欧洲战场的困难。美国将不得不从欧洲抽身，把全部力量投向太平洋战场。这将会大大延长战争。
经过一番商谈，三方终于坐到一块。
在讨论亚洲行动计划时，蒋介石拿出了史迪威起草的建议书，要求：英国海军攻占缅甸的安达曼群岛，并登陆攻取仰光。在钦敦江上建立桥头堡，派空降部队攻占英都，以控制通往密支那的铁路线。中国军队以及在印度的中美军队分两队进入缅北，配合行动。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海盗”计划。
英国坚决反对，邱吉尔恼火地说道：“海盗计划会削弱英军在欧洲的兵力。”
英国人很不客气，在三国元首在场的情况下，经常使蒋介石难堪。具有典型英国人作风的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认为：“对外国人就应予冷落，如果这个外国人又是非白种人，就还应该再踩他一脚！”这是殖民主义者长期养成的习惯。
他们把各种作战计划递到蒋介石面前，不怀好意地说：“请阁下谈看法！”蒋介石的一班人马遇到这种情形，经常采取的方法是“凑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希望听听你们的高见。”
当会议结束时，英国人就用嘲笑的口吻说，“纯粹是浪费时间”。朝着马歇尔耸耸肩，“只是由于马歇尔和美国的观点，我们才不幸遇上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
蒋介石(左一)，罗斯福（左二），邱吉尔（左三）在开罗会议上的合影。
蒋介石对邱吉尔等人如何评价呢？他在日记中写道：
宴后，邱又导余至地图室，指示各战区作战之现状，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邱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为盎格鲁撤克逊之典型人物。虽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罗斯福
罗斯福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在对华援助、促进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样也做出了有愧于中国人民的事情。
1945年2月4日，美、英、苏三国在苏联召开雅尔塔会议。
这个时候，蒋、罗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腐败、1944年蒋中央军的连连败北、开罗会议和蒋对中共的限制、打击等等，均给罗斯福留下不良的印象。加之蒋又力逼驱逐史迪威，更使罗斯福不快之甚，之所以仍支持他，是为了战后对抗苏联。至于邱吉尔、斯大林本来就瞧不起蒋，甚至连面都不愿见。
因此，蒋介石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他将十分不利。2月8日，当他见到三国会议第一次公报时，便写下这样的日记：“今日见罗、邱、史(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美、俄协议牺牲我乎？”但他对英、苏、美决心牺牲中国，却未肯定，只是疑问。他认为美国不会和英、俄一个鼻孔出气，仍对罗斯福抱有幻想。因此，他决心等待罗斯福的通知。
雅尔塔会议（前排左起：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但罗斯福并未及时向他通知有关秘密条约的内容。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报告时，公然说什么雅尔塔会议主要是讨论欧洲问题，与太平洋无关。这个密约的内容却是：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远东问题的处理办法，也是势力范围的划分。关于欧洲，美、英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关于远东，朝鲜和印支先实行托管，而后独立；中国事实上划分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中。关于中国部分的内容如下：（一）外蒙现状应予保持；（二）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三）苏联租借旅顺为其海军基地；（四）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经营。
对此，罗斯福均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而全面接受。这是因为罗对日军力量估计过高，生怕美军登陆时受损失太大，而以牺牲中国主权与苏联搞政治、军事之交易。此外，罗竟不顾他在开罗宣言中对中国收回东三省的赞成和诺言，完全失信和背叛于宣言，罗斯福同样是不守信义之人。
蒋介石获此密约消息，深感不安，“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阅此，但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已卖华乎？”“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想矣！”
本年2月底，赫尔利返回述职；当赫看到密约副本后，不禁大吃一惊，乃抄录一遍，于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意见，请罗过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是不是否定了总统自己三月一日在国会的演说？……”
罗斯福只得向赫尔利承认自己错了。并指示赫到伦敦、莫斯科予以补救。赫于4月5日在伦敦见邱吉尔，请英国遵守《大西洋宪章》，还香港于中国，使苏联不致有租借旅顺之借口，邱吉尔称香港与大西洋宪章无关，予以拒绝。
4月15日赫又访苏联，见斯大林，更无结果。
其间，罗斯福于4月11日给邱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仍然坚持：“迄今为止，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于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的交易所受到的猛烈的攻击，他仍没有表示屈服。
罗死后，蒋介石对他的评价是：“姑息俄国，袒护中共，但不是强权主义之霸者。其对外政策也是自主而不受外人操纵……”
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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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抗战时访问印度（左二蒋介石、左三甘地、右一宋美龄） |
趁午宴前的空隙，甘地开始向蒋介石阐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谛。他说：“有人称不合作运动是弱者的武器，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方式，我不能同意。我认为，武器只有强者使用才能取得成功。它已经团结了印度国民，给了他们信念和希望，培养了他们的勇敢。我的最终目的是要用非暴力来反抗暴力，以非暴力来代替今天世界上处处横行的暴力，争取人权，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这种运动足以对抗世界上最强暴的武力。它既是积极的、现实的又是充满哲理的。至于如何运用这个力量，不能从书本上去学，而必须经历艰苦的思索、虔诚的祈祷和百折不挠的奋斗方始能够掌握。”
甘地是一位具有狂热宗教信仰的人，他所阐释的这些不合作运动内含的哲理，对抱现实主义态度的蒋介石来说，并不是很感兴趣。出于礼貌，蒋口头上只好连连说：“柔能克刚，柔能克刚，这是我们东方哲学的奥秘所在。”
饭后不到半小时，甘地就要求继续上午的谈话了。蒋介石单刀直入地开口问：“如果日本和德国入侵印度，你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们吗？”
甘地毫不犹豫地答道：“不合作！绝对的不合作。”
蒋说：“先生自1901年以来，对抗英国，谋求印度独立，艰苦奋斗已达40多年，时间不算短，然事业尚未成功。对过去的事不必重视，我们应该重视的是现在和将来；那么，如果英国答应了5年或10年让印度独立，这样便实现了您奋斗的目标，先生愿意现在同英国合作吗？”
甘地答称：“如果英国以我停止活动为条件，答应5年或10年后我们独立，我必定加以拒绝。因为不合作主义是真理，而真理的追求是不能半途而废的。”“国民大会党在华尔特哈会议上，曾考虑同英方合作，所以我就退出了国民大会党。因为这个所谓合作，实际上就是同暴力合作，而独立是绝不能用与暴力合作的代价换得。否则我的50年生命史就将重新写过。因此，我只能和真理合作，绝不能和谬误合作。”
蒋介石看到老头儿的意志如此坚决，感到说服他的可能性甚为渺茫了。于是为争取主动，便改口道：
不合作的方式用在印度或许是正确的，对此我并无异议。我也不想要先生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动员印度国民参战，站在同盟一边，一起打败日本、德国法西斯，这样，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就可提出让印度出席会议，并共同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努力。若同盟有异议，我保证中国以退出和会表示抗议，并与印度一起采取进一步的一致行动。如果今天你们对这场战争再袖手旁观，或采取中立态度，那将成为印度解放史乃至人类解放史中的最大缺憾。
蒋介石这次访问印度的一片苦心至此已和盘托出，然而甘地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说：“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所以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
甘地虽居乡村，但却熟知天下大事。他的这席话说得蒋介石无词以对，颇为尴尬。
蒋介石的印度之行，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游说而使印度国大党和甘地、尼赫鲁在谋求完全独立的问题上妥协，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
（摘自《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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